陳智衡牧師 沙田堂、建道神學院副教授
一．對會議的觀察
延續上一篇文章的分享。「世界華福中心」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日至五日在台灣舉行「全球華人宣教峰會」，而筆者被區會總幹事推薦代表區會參與其中。如上一篇文章所說，因著神學路線分歧，華福會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直沒有正式往來。這次華福會首次邀請區會派代表參與，而區會亦是首次派出代表（筆者），這顯示兩邊新一代領袖都因應時代需要，擺脫傳統的慣性思維，從而擴展結連群體。
是次會議其中一個重要焦點，就是「建立青年世代參與普世宣教」的議題。因著普世華人教會及海外宣教工場都缺乏青年人，而年輕傳道者的陣亡率亦相當高，故此這成為眾領袖共同關心的課題。有教會領袖表示，「傳承」在聖經中亦是基督給我們的大使命。若要建立青年人的屬靈生命，就需要協助他們認識自己。建立青年人的價值觀，讓他們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及共事等。亦有講員強調，若要與下一代同行，那領袖必須先打開自己心房讓青年人認識，同時亦要接納青年人的獨特性。
信任和肯定青年人是會議中其中一個重要提醒。有講員表示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CIM）創辦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於二十二歲就到中國宣教，如果在今日華人教會中，教會還會差派他嗎？在非基督教世界，不少二十多歲充滿熱誠的年青人成為創業者，或在不同領域有所成就，他們都會成為社會的見證榜樣。但為何教會對青年人的態度卻是不一樣呢？
此外，有講員進一步彼此提醒，強調留住青年人很重要，但是留青年人在教會不是最終目的。教會用甚麼方法吸引青年人進來，那就只能不斷用相同的方法來留住他們。因此，領袖要明白教會最終目的是讓人認識上主，所以不應該看重教會人數多寡，而是應該重視有多少人實踐基督的使命，服侍上主，服侍有需要的人。有講員更表示，若陪伴青年人成長，使他們成為服侍主的人。那就應該“Approaching them with the humility of a servant”（以僕人謙卑的心接近他們）。“Embracing the frustration of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young people”（擁抱對年輕人堅定承諾所帶來的挫折）。因此，有教會領袖更表示，不應視下一代為問題，而應該是視下一代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再者，亦有講員表示普世宣教（包括教會）需要青年人參與，青年人亦有責任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可是，今日的教會環境和文化卻難以讓青年人有所發揮。年輕傳道者起步困難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接受上主呼召成為全職的傳道者，他們都面對家人和經濟的壓力。若是到外地宣教的起步者，除了面對初期的語言學習和文化適應等困難外，他們亦缺乏關係網絡來籌款，這些都讓年輕傳道者的服侍倍感壓力。故此有人指出，若有願意全時間服侍的青年人出現，領袖應該要為天國事工而支持他們，並且提供協助。為青年人搭檯，幫他們建立關係網，安排資深經驗的牧者同行，以達至「他要興旺，我謙卑退場」的目的。
有教會領袖亦表示，不要把年輕傳道者局限在堂會之內，應讓他們參與自己宗派，甚至與不同宗派的年輕傳道者合作。當他們累積了與不同人合作的經驗後，他們將來就更適應與跨世代的傳道者合作服侍。跨世代的彼此合作，關鍵在於「不要在別人身上貼標籤，並且願意彼此學習和保持謙卑」。華福會總幹事董家驊牧師更表示跨代的張力，在於「上一代怕被忘記，下一代感到未被看見」，這是相當切中重點的分析。會議中更有人進一步指出「青年人亦不想成為別人的工具」，相信這亦代表部分青年人的心聲。
華福會與眾多教會機構一樣，都面對新舊交替的階段。為了迎向時代需要，華福會於二零二一年委任當時四十歲的董家驊牧師出任總幹事一職。那時正值全球疫情緊張的時候，因著前任總幹事陳世欽牧師協助董牧師「擺平」及「調整」昔日華福會的傳統做法，這才讓董牧師可以在多個限制中一改昔日風格路線，以網絡媒體方式連結世界各地的華人領袖，並成功帶出新一代華福領袖的思維和信息。顯然新一代領袖明白時代變化與需要，他所連結的對象亦企圖擺脫昔日神學分歧的藩籬。董牧師願意聆聽及連結不同的信仰群體，嘗試建立一個多元的福音組織平台。誠然，這大大扭轉了被認為日漸與時代脫節的華福會形象，這亦得到不少華人基督徒及領袖的肯定。
二．對香港教會的觀察
因著這次華福會議邀請多位青年人參與，不少青年信徒以網上媒體作信仰反思。當有青年人被問及教會領袖如何可以與他們同行時，有青年人表示教會領袖不反對，那已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筆者聽到後感到相當難過，不反對就等於支持，這是何等的卑微請求。在會議與不同的人交流中，有一位年輕傳道者表示神學畢業後本來想成為教會的傳道人。作為新手，他進到堂會服侍後，因堂會沒有足以與不同人士有良好溝通的資深牧者，故此他必須與長執及信徒領袖有深度的「交流與合作」。可是，半年間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心力已被耗盡，難以繼續下去。後來他與一些資深的牧者分享後，得到的答案是今時今日在教會擔任傳道人，那就要有「把身體健康弄壞」及「賠上家庭」的心理準備。他對這答案相當震驚，他不得不反思，為甚麼獻身做教會傳道人結果是這樣？他認為這不合乎聖經及基督信仰，因此決定拒絕再進入堂會體制，只作一位自由傳道，成為Slasher Pastor（斜槓牧者）。
筆者在神學院服侍，經常與不同神學院老師交流，亦接觸不同宗派和世代的牧者。大家都發現不少年輕傳道者都害怕或拒絕進入教會體制作全時間服侍。筆者聽聞部分教牧在服侍過程中，從起初的滿腔熱忱，到最後出現情緒問題而需要服用藥物。因為仍然希望繼續服侍下去，導致不斷的惡性循環。此外，筆者亦多次被神學生或初出道的傳道者詢問，為甚麼教會要求教牧上班時數是一星期十二節？新一代的傳道者認為這制度與今日社會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背道而馳，與時代脫節。
在會議期間，筆者亦曾與一些重視宣教工作的資深長執討論多個課題，當中亦觸及教牧生態議題。從信徒領袖角度，他們期望教牧與自己一樣，平日上班，週末及週日可參與教會崇拜和服侍。故此期望教牧最少與他們看齊，不計較所付出的時間與金錢。若教牧在服侍上為自己爭取權益，那就是放棄了耶穌賦予牧者的杖和杆。而神學畢業初出道的傳道者，本來滿腔熱忱進入教會，可是最後卻被一些慣性做法而把牧者塑造至失去應有的權柄。
作為神學院老師，因沒有直接的角色及利益衝突，多年來都聽到這兩面的聲音。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很難簡化地說誰是誰非。不同處境，不同性格背景的人互動，這都會產生不同的化學反應。在會議的小組討論時，其中有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領袖表示，教會內的張力源自彼此不信任，尤其是跨世代的相處更明顯。誠然，當信任一旦失去，那彼此關係將難以再重建起來，而且亦會有一大堆行政規範來讓各人遵守，那很快就把牧羊人變成只懂守護「廟宇」的「廟祝」。因信徒對教牧表達不滿，教牧疲於奔命地應付和滿足新增的規範要求，最後教牧病倒了，傳道團隊崩潰了，沒有年輕傳道者加入，青年人亦對教會抗拒，久而久之變成惡性循環。教會最後日漸凋萎，最終沒有人得到益處。
三．以中華基督教會本位來反思
對於這些困難議題，筆者不禁要問，本會先賢們對牧者的看法和期望是甚麼？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出版一系列的信徒小冊子，其中兩本名為《怎樣作好牧師》和《如何看待牧師》，目的是讓本會會友認識和明白牧者的角色。例如牧師應該要在靈性上成為信徒的榜樣，「牧師自己若不作靈性修養的功夫，不竭力追求靈性生活的長進，單是忙著領禮拜作禱告等類的事，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1
此外，當年全國總會亦表示「作好牧師必需有好工作」。而這「好工作」是甚麼意思呢？當時本會先賢們表示，「牧師的好工作不在乎工作外表的成績，乃在乎工作內裡的精神和質地」。就算是出名的牧師，成功為教會募款建堂而讓很多人信主，其實也不一定代表他的工作是好的。而許多「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他們的工作不被人賞識，亦寂寂無名，但卻做好牧師的工作。對中華基督教會的先賢前輩來說，好牧師的關鍵在於是否清楚知道自己所作的是出自上帝的差遣，是否有堅強信念和一種主義思想所驅使。若這是肯定的，就算出現短暫的成敗得失，那都是上帝所悅納的。當然，中華基督教會要求牧師可以「與許多見解不同的人和衷共濟的合作」。其次就是「遇事不宜主張過強，以致行近固執己見，也不宜主張過弱，以致無定見，人云亦云」。2
本會先賢們在《怎樣作好牧師》亦表達牧師免不了要犧牲。這犧牲不是指眾所周知的薪酬微薄，而是指在大環境對教會不友善，甚至教會被打擊的時候，牧師不單沒能力扭轉大局，亦未必有辦法拯救想幫助的人。當時先賢們表示「這種苦悶的心情，是一個在工作上具有決心與熱情的牧師的最大痛苦；背負着此種痛苦而仍努力前進，這是一個牧師的真正犧牲」。3
另一方面，先賢們認為好牧師要有「增進學問智力的欲望」。牧者持續學習，認識普及知識和社會文化的變化，那是牧養青年人的重要因素，因為教會的前途取決於青年。如果牧師知識沒有增長，除了聖經外不認識其他領域的知識，那就不會體諒當下青年人的困難與苦悶，也不懂得給他們甚麼建議。先賢們強調：在今日教會中作青年牧師的人須與青年站在同一地位，經驗他們所經驗的心靈上和理性上的痛苦，用同情與諒解去幫助他們，指導他們，引領他們決志皈依基督。4
至於如何對待牧者，先賢們表示：「在我國今日教會中，牧師處境之困難，以及事工之難繁，我們也知道。對於牧師的種種難處，我們應當表示體諒和同情。這種態度不但可使牧師大受安慰，也要大大增強他的心靈的力量，使他容易勝過難處。世上最大的痛苦是人心靈上所感覺的孤獨。一個人有心遵行上帝的聖旨，決志與一切環繞他的罪惡勢力奮鬥，然而『單打獨騎』，連他最親近的人也不與他站在一條陣線上，此景此情令人最難忍受」。5
誠然，筆者認為教會最大的困難永遠是人，因著彼此的不信任，努力過後的教牧或信徒領袖因心灰意冷而選擇離開。青年人用腳來表達，年青傳道人亦害怕和拒絕進入教會體制。這不禁要問，這個結如何解呢？相信這沒有一個完美又簡易的答案。然而，保羅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九22）」。筆者認為若教會想面向青年人，那先決條件是要有年輕傳道者。因為只有新世代的人，才會明白新世代的需要，亦懂得用新世代的信仰演繹方式和切入點來接觸新世代群體。但若要讓新世代的年輕傳道者加入團隊，除了該傳道者本身要學習如何與體制共處外，教會系統亦需要因應時代轉變而自我調整更新。筆者明白任何教會系統的形成總有其原因及重要之處，亦是累積了前人智慧而成的結果。可是，今日的系統其實也是昔日為了對應世代需要而自我調整的結果。因此，若為了新世代需要而更新系統，創造合適年輕傳道者參與和發揮的土壤，這樣教會才可以服侍當下有需要的人。
嚴格而言，筆者認為教牧與其他工作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很多職業，下班基本上就可以離開工作場景的各種相關影響。但教牧工作嚴格來說是沒有的，因為當信徒面對苦難急需教牧協助的時候，尤其是有關生死病患的事情，教牧就會立即放下手上的事情出來陪伴與協助。故此，若讓教牧能持續有心力可以服侍不同的生命需要，可先考慮釋放教牧的時間規範，例如下限是一星期十節。以質素來衡量教牧工作，而非以時間衡量。因為教牧是承載人生命的工作，那是相當耗心力和時間，而且人的承載能力其實是有限的，故此讓教牧可以有充足休息和心靈更新是非常重要。當教牧有心靈空間可認真預備具質素的講道信息和課程，並且有心力與憂傷破碎的心靈同行時，那信徒才會得到真正的牧養。
此外，筆者認為可考慮參考聖經和本會昔日為教牧設立安息年或進修年假的制度，讓教牧有空間持續學習，提升教牧智慧來牧養這世代的信徒。中華基督教會早於一九三七年的第四屆全國總會會議中，就決議設立每六年就有進修年假制度，那是整個中華基督教會領袖先賢們的屬靈洞見。縱使當時的教牧知識水平已經高於一般信徒，但當時中華基督教會先賢亦希望本會教牧可以在服侍之餘，亦有空間不斷成長，因這樣最終受益的只會是本會教會及信徒。6
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團隊合作遠勝單打獨鬥。故此若能釋放教牧的時間空間，鼓勵他們與區會其他教牧或信徒領䄂彼此連結，一來讓教牧可以彼此支持外，亦可以讓他們互相刺激，並且互相借力來服侍教會，傳揚主道，這亦合乎本會合一教會的創會精神。當教會有良好健康的土壤，好牧人和羊群就會自然出現和匯聚，這樣得蒙主恩的人亦會增加。當教牧可以有心力以使命來服侍，那他們就可以對更多有需要的人付出愛與關懷。
每位傳道者都是被上主呼召才獻身服侍，若他們只是按章工作，視傳道職事為生活糊口的途徑，筆者相信教會外有更多工作比當傳道好。更嚴重的，就是蒙召者將來更要嚴肅面對如何向上主交賬的問題。因此，若教牧以回應上主呼召，以使命來服侍，有空間思考如何為上主嘗試新事。就算教牧工作的下限是一星期十節，那他們只會做多，而不會做少。或許，這是本會眾領袖可以共同思考和繼續探索的方向。
1 《怎樣作好牧師》教友須知小叢書第八種（上海：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日期不詳），頁2-5。
2 《怎樣作好牧師》，頁2-5。
3 《怎樣作好牧師》，頁6-7。
4 《怎樣作好牧師》，頁12-13。
5 《如何看待牧師？》教友須知小叢書第九種（上海：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日期不詳），頁4。
6 〈教牧與人才〉《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四屆總議會議錄》（青島：1937年7月15日至29日），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