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衡牧師 沙田堂、建道神學院副教授
一．引言
世界華人福音運動始於一九七四年「洛桑世界福音會議」之後，當時香港宣道會滕近輝牧師與七十位教會領袖共同推動發起「世界華人福音運動」。而「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會議」（簡稱「華福會」，CCCOWE）於一九七六年在香港九龍城浸信會舉行，會後眾領袖立即成立「世界華福中心」，以推動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福音工作。然而，昔日基要主義和福音派等教會認為本會是「社會福音派」或「不信派」等，因著彼此神學路線的差異，華福會自成立後並沒有與本區會有正式的連繫往來。華福會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日至五日在台灣舉行「全球華人宣教峰會」，本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被邀參與是次峰會。然而因著總幹事需要出席另一國際會議，故此經總幹事推薦和執委會同意後，筆者成為區會首次派出參與華福會議的代表。
二．對會議的觀察
這次「全球華人宣教峰會」約有二百三十人出席，他們來自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緬甸、新加波、南韓、歐美以及澳洲等地的華人教會領袖及海外宣教士，當中不乏青年基督徒參與。會議主題為：「散居．匯聚．火炬」。意思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上主招聚華人基督徒回應祂的使命．把福音棒交給下一代」。然而，筆者認為這次會議真正的主題是「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裡的大象），那是華福會總幹事董家驊牧師在開場時提出來引導大家思考今日華人教會有甚麼東西是大家明顯看到問題存在，但彼此卻視而不見，不作任何討論面對。而這次華福會議，就是嘗試正視普世華人教會當下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故此大會刻意邀請一定比例的青年人參與。坦白說，這改變了筆者一直對華福會只是資深牧長們團契的既有印象，這是值得欣賞的。
在「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裡的大象）這核心主線下，大會就以此來討論八個範圍，這包括：「散居宣教學與華人教會」、「建立青年世代參與普世宣教」、「跨代的宣教夥伴」、「跨文化宣教—跨越民族中心與種族歧視的使命群體」、「職場使命與普世宣教」、「網路宣教的機會與實踐」、「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宣教夥伴」和「朝向一個健康整全的華人教會宣教論述」。
大會除了安排不同講員發表專題外，亦安排對談和彼此討論的環節，務求達到一起正視重要問題，避免會議成為只是事工報告或宏大理想的口號。另一方面，大會刻意邀請四十五歲以下人士參與，約佔與會者人數三分之一，當中有不少是二、三十歲的人，這務求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共同討論相同的課題。其中一個議題，就是各地教會和宣教工場都缺乏青年人參與全時間服侍，以及年輕傳道者陣亡率相當高的問題。會議中不少資深領袖呼籲要保護青年人及新手傳道者，為他們擋箭，幫他們掃雷，讓他們可以從「起步」到「起飛」。董家驊牧師更表示跨代的張力，在於「上一代怕被忘記，下一代感到未被看見」，這是相當切中重點的分析。會議中更有人提及，或許「青年人亦不想成為別人的工具」。
除此之外，另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是「國族主義」對宣教的影響。華人教會往日批評西方傳教士帶著文化優越感到中國宣教，但在今日「大國崛起」的世界格局下，海外華人教會或到海外宣教的宣教士，會否重蹈昔日部分來華傳教士帶著國族主義及文化優越感的心態到海外宣教的覆轍？這確是值得普世華人教會深切反省的問題。此外，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兩岸四地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因素影響，這亦使華人教會容易陷入「國族主義」高於「基督主義」，從而導致宣教工作果效「事倍功半」。
除了以上的課題外，會議還有很多有意思的討論，而且都是認真地正視華人教會的「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裡的大象）。例如會議彼此提醒這世代已是不能單打獨鬥地各自開展工作，而是要接納多元中合一（Unity in Diversity），這豈不是與中華基督教會合一非一律的精神不謀而合？此外，亦有講員提醒洛桑會議（1974年）所帶出的整全宣教觀念，福音和社會責任之間並非是二分的看法，這與本會自創會以來關心社會的看法亦相當接近。
筆者認為這次會議具時代性，這關鍵在於華福會前任總幹事陳世欽牧師及常委的貢獻。他們於二零二一年願意相信和委任當時四十歲的董家驊牧師出任這世界性組織總幹事一職，讓董牧師成為華福會歷屆最年輕的總幹事。因著陳世欽牧師協助董牧師「擺平」及「調整」昔日華福會的傳統做法，這才可以讓這位年輕及對時代敏銳的董牧師在承繼前人的屬靈遺產時，同時亦可以開創切合時代需要的路線。
三．以中華基督教會本位來反思
筆者代表區會參與這次會議，首先認為重要意議在於兩個神學體系的華人合一組織開啟了善意的接觸。自從二十世紀初中國基要主義與被冠以自由主義／社會福音派之名的大公傳統教會分道揚鑣後，以推動教會合一運動的中華基督教會亦遭受不斷的批評。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所面對的處境亦沒有多大變化。隨著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運動，以及後來世界華福中心的成立，屬於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香港區會與華福會之間，一直沒有正式的往來。故此，這首次接觸反映新一代教會領袖都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若與時代需要對比，昔日的神學分歧已經變得次要。加上自洛桑會議對社會文化的重視，以及福音派神學院的神學教育質素不斷提升，彼此差距亦逐漸減少。新一代領袖皆明白再無必要重覆前輩們壁壘分明的局面，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時代已過去，當下大家都要面對新時代的新處境、新需要和新問題。
此外，華福會這次委任年輕牧師擔任世界組織的領袖，大大扭轉了眾人對華福會的固有形象。這數年間，華福會不單利用網絡媒體來反思何謂「整全福音」、「整全宣教」等課題，並傳遞切合時代真實需要的信息。誠然，這讓筆者思考本會的狀態，以及本會教牧如何成為領袖等問題。
昔日中華基督教會不乏重要的領袖，例如誠靜怡牧師、招觀海牧師、譚沃心牧師、汪彼得牧師、馬敬全牧師及李貞明牧師等。他們成為教會領袖其中一個共通之處，就是他們都是神學畢業後不久就被按立成為年輕牧師。此外，堂會亦願意讓他們參與當時區會、廣東協會或全國總會的事工，當時的堂會領袖視「堂會、區會、廣東協會和全國總會」為一個整體的教會，而不是各自彼此不相連的關係。他們讓年輕牧師有機會參與本會的不同平台，與其他領袖合作共事，從而不斷學習和成長。當年輕牧師的見識日漸增長後，這都有助牧者在堂會的宣講、教導和帶領等服侍。
然而，這亦連帶筆者思考本會有關按牧的課題。在西方教會歷史，當神學生完成神學訓練後，只要被教會確認他們是一生服侍上主，建立基督身體（教會），那教會即安排按立他們為牧師聖職。短則一年內，長則也只是數年。可是，當福音傳到中國後，早期傳教士多以師徒訓練方式來培訓華人傳道者，加上為了防範「喫教者」緣故，因此傳教士就透過相當年月的相處合作，以觀察其服侍心志是否合乎被按立為牧師的資格。然而，當神學院在中國出現後，神學教育逐漸健全，華人教會領袖就希望按立牧師是有客觀的標準，而不是傳教士個人的主觀判斷。因此，制定按牧標準成了當年本會先賢所關心的其中一個議題。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於一九三三年的第三屆全國總會會議中，就曾討論〈確定按立資格標準案〉。當時先賢希望確立按立牧師的客觀標準，而不是以主觀感受來判斷，更避免「各處鄉村各處例」的情況出現。因此，在那次全國會議就表示「凡任傳道聖職者，必須得上帝之宣召，會眾的許可，及大會（協會）（或大會（協會）許可之區會）之公選，並派已受聖職者為委辦，用祈禱及按手禮按立之」。而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當時討論受按立資格的對象，並非是已在堂會任職一段時間的宣教師，而是仍在神學院接受訓練的神學生。這代表著只要願意獻身成為全時間服侍的人，那畢業後即被按立為牧師是正常的事。只要他們被會眾許可，其「個人品格，信仰要道，聖經知識，教會政治，及普通學問等」皆通過區會、大會（協會）的評核，那就可以被按立為牧師。1
到一九三七年全國總會第四屆會議中，當時先賢對按立牧師的資格再有所微調。在〈教牧養成〉的委員會報告書中，就曾引用一份當時的相關研究，認為只要中學畢業再加四年完整的神學教育訓練，那就已經合乎被按立為牧師的基本資格。2 因此，宣教師被按立為牧師的資格，在於大會（協會）對其品格、心志和學識的認同，而不是在於堂會已有多少位牧師，亦不是他們年齡多大或在堂會服侍多少年月，更不是部份人士的個人喜惡等。當年中華基督教會先賢所確立的按立牧師傳統後，那才可以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年青牧師。他們成為牧師後才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平台服侍，經驗和見識不斷累積，那自然就會被發掘成為影響深遠的領袖，引領當時中華基督教會整體向前發展。簡單而言，只有新世代領袖，才能明白和對應新世代的福音需要，教會所演繹出的福音才吸引當代的人。
這次華福會亦探討今日普世華人教會缺乏青年人及年輕傳道者的課題，筆者認為這亦是當下我們共同需要面對的課題，稍後筆者將再撰文探討反思。
1 〈確定按立資格標準案〉《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三屆總議會會議紀錄》（廈門：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頁16。
2 〈教牧養成〉《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四屆總議會會議錄》（1937年7月15至29日），頁143。